【明報文章】早前媒體報道，本港一所中學因推行嚴厲的手機管理政策而引發師生衝突：校方要求學生必須將手機存放於收納櫃，違者一次即記4個缺點。如此強硬手段，雖然反映了校方對學習秩序的重視，卻忽視了在人工智能（AI）時代，學生作為「數碼原住民」的主體意識與教育發展契機。我每天早上在巴士站觀察到一個現象：排隊候車的學生，幾乎都全神貫注於掌中智能屏幕，鮮有人觀察周遭流動、天氣變化，或透過觀察身邊的人事來感悟生活。這種對真實生活體驗感的缺失，正是教育者最感憂慮之處。手機不僅是通訊工具，更是一種強大的「注意力奪取器」。然而單純的「禁絕」與「重罰」，是否能有效奪回學生專注力？抑或只是將衝突引向更深層的敵對？公平感的啟蒙對規則合理性的追求，往往始於對「公平」的直覺。我曾聽一名昔日指導的碩士生分享，她育有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，在其中一名女兒就讀小一期間的家長教師三方會議上，這名6歲女孩直率地向老師抗議：「這不公平！為什麼我晚上9時就必須上牀睡覺，而爸爸媽媽卻可以11時才睡？」這個看似童言無忌的投訴，實則觸及了教育的核心 -- -- 程序公平。當規則制定者與執行對象之間，存在雙重標準，且缺乏基於生理需求或學習目標的合理解釋時，孩子感受到的，只是權力的凌駕。倘校方在制訂手機禁令時，未能提供合理的對話機制，學生對「4個缺點」的恐懼，最終會轉化為對體制的不信任。從「權力壓迫」到「共識建立」針對校園手機管理的爭議，學者Smale、Hutcheson與Russo提供了清晰指引（註1）。他們指出，校方應考慮「公眾支持度」，避免「強權式否決」。其核心建議在於：校方必須邀請包括學生代表在內的持份者，參與起草政策。他們引用的研究文獻證明，讓學生參與制訂政策，能夠帶來更高接受度與遵守率。此外，Smale等人強調「分級懲處」（progressive levels of discipline）的重要：針對首犯者，應給予引導與教育，而非一犯即記4個缺點。政策應明確規定何時、由誰、在什麼情况下可以沒收手機，並保障學生的程序公義權利，包括明確的申訴機制與歸還條件。「數位休息」與「全人機制」2024年的一項研究（註2）指出，限制校園個人電子裝置，確實能夠為學生提供「喘息空間」（respite），讓他們從不斷奪取注意力的數位服務中解脫，對學習困難者尤甚。然而研究同時警告，簡單的「禁令」敘事，忽視了科技對未來社會的核心價值。該研究建議學校應該 -- --（a）識別問題核心：手機影響的是專注力、心理健康還是社交？（b）建立清晰辭彙：不再僅談「禁止」，而是討論「智慧使用」與「數位素養」，建立一套能夠反映學生校園經驗複雜性的語言。（c）全面的整合政策：將手機政策嵌入「數位公民課程」中，涵蓋隱私、安全與監控，並跨越校園與家庭的邊界。（d）包容性與年度檢討：考慮有特殊醫療、殘疾或家庭照顧需求的學生；同時應每年檢討政策，避免在衝突高溫期決策，而是在「冷靜期」做理性回饋。結語教育的本質，是引導學生於AI時代學會自律與反思。我們希望學生放下手機，是因為發現了生活的美好，而非因為害怕被記缺點。校方應參考研究文獻建議，將「學生聲音」納入校政規章的生成過程；透過年度檢討與分級懲處，取代單向的「高壓管治」。當我們學會傾聽小一學生對睡覺時間的質疑，並正視中學生對科技使用的訴求時，校園才能夠從「權力的戰場」，轉化為孕育智慧與自律的場所。註1：Smale, W. T., Hutcheson, R., & Russo, C. J. (2021). Cell Phones, Student Rights, and School Safety: Finding the Right Balance. Canad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, 195, 49-64.註2：Rahali, M., Kidron, B. & Livingstone, S. (2024). Smartphone policies in schools: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?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.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客座助理教授（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，旨在指出相關制度、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，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，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，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、不滿或敵意）[羅浩源]